大福利就是大忽悠读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

大福利就是大忽悠

文/ 叶子风知名评论人

我是学经济出身的，自己开过公司，在国企民企也都混过。以前经济学的论著还读的比较勤，但近随着经验的积累，已经分辨得出哪种理论更靠谱，也就渐渐失去了阅读这方面书籍的兴趣。我总觉得，对于经济学的许多重要话题，自己都有了一套固定的看法，别人很难说服我，我也不关心别人有什么特殊的见解。像这种本书谈论的“收入再分配”，我一贯的立场是，政府不应该行使这项职能。理由很简单：我们为什么不能支配自己的钱，而要把钱交给政府去重新分配呢？政府是由一群官僚组成的，他们高高在上，怎么可能知道如何分配才更合理。更重要的是，这些官僚是要吃饭喝酒叫鸡的，他们花费要从我们的钱里扣，实际上我们交给政府的钱，有一部分给了他们，还有一部分由他们给了自己喜欢的人。这样的观点不是我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学的，而是我从中国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政府是最低效率的组织，他们插手什么就黄什么。当然，宪政下的民选政府会好一些，但估计也好不到那里去，因为受到监管只是行为有所收敛，但其官僚运行机制相去不远，同样是低效能和资源挥霍型的。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得狠狠按住国家的有形之手，不能听政府吹牛什么社会正义，而胡乱地搜刮民财，然后“再分配”。当个良好公民，我们就该把钱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我的收入我做主，我爱怎么用怎么用，慈善也好，被慈善也好，都不需要假手于政府。那些政客和公务员是个屁啊，他们凭什么比我更有良心，更懂得如何支配我的收入。

我买这本书纯属偶然。书店里，我随便翻了几页读读，觉得此书作者不错，大体和我持相同看法。既然见解差不多，一般说来，我就觉得没什么买回去的必要。但那天就是鬼使神差地，我牵着它去了收银台，然后又把它领回了家。原因之一是作者图洛克，我的书架上至今没有他的一本书，买它是出于补缺的心理。原因之二是最近网上总看到有人吹捧北欧的福利国家，恬不知耻地唱衰自由市场，心里阵阵窝火，就买它泄愤。本来对此书不抱期望，因为觉得反国家福利、反国家再分配乃是经济学常识，读多一本这类的也不会有什么惊喜。但读着读着，但读出味道来了。有些道理，自己领悟出来是一回事，从学术权威的嘴里出来又是另一回事——格外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比如，我在大学里被传授的两条常识：一、俾斯麦虽然最早推行社保制度的，他却不是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二、福利国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高于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位公共选择学派的大师眼中就显然不是常识，而是胡说八道了。他一句话表达出了相反的意见：

“现在我们所认为的福利国家是俾斯麦发明的，其特殊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政治上可行方法打败社会主义。”

不要小看这样的细节。我们很多挂在脖子上光灿灿的常识，正是由一个个小小的细节串起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那是赝品，还到处炫耀地拿给别人欣赏。例如，加拿大的政府医疗服务经常被知识分子夸赞，用来贬低美国更私人化的医疗体系，图洛克则提醒我们，人的行为要比言语更能说明他的选择：

“加拿大是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几乎所有的人口都居住在靠近美国的边境上。他们有一个政府提供的非常充分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且实际上对医生的治疗付费是非法的。结果就是只要负担得起，每个人都向南驱车50英里，到美国看医生。有趣的是，你现在在加拿大可以购买到健康保险，以支付你往美国的路费以及在美国的保险费用，不久以前，魁北克的首相在选举中还谈论加拿大的制度多么的完善，刚当选不久他生病了，迅速地被送往一家美国医院。没有人对此感到奇怪。”

图洛克还告诉我们，福利国家并不像它宣称的帮助了穷人。“如果对福利国家的一般评价是它帮助了穷人，就令人感到惊讶了。然而并不是很明显，它通过直接转移使穷人得到的帮助比他们在更传统的制度下得到的帮助多，而且它确实引发了小幅度的经济增长，造成的结果是，穷人在长期中——跟其他人一样——状况会恶化。”究其原因在于，“政府部分来说是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器，但现代福利国家更是一个向那些因为某种原因而拥有了政治权力的人创造转移支付的机器。”其实就是说，为了穷人而福利是幌子，某些政客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从中获益了，但他们并不是穷人。福利政策是把水搅混了，然后有人偷偷摸鱼。

如此严词谴责福利主义，肯定不受人欢迎。但图洛克的论证过程是严密的，令人心悦诚服。前阵子我和一位芬兰留学归来的朋友聊天，他是金融专业的，告诉我北欧的福利制度如何过度透支了财富，令未来几代人的负担沉重，前途黯淡。在这本书里，我看到图洛克也从类似的角度剖析了同样的困境。他说，“福利政策刚开始实施时，大部分人会享受到短暂的好处，但是所有的后代却会因此显著受损。这几乎可以说是转型红利陷阱的完美案例。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很不幸的缺点。那就是后代不可以（在现在）投票，因此，当代人不必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这可能是一个以后代人的福利为代价使当代人受益的例子。” 这一段还让我想起弗里德曼，他说的更直接了，社保制度就是庞氏骗局。

对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教育，图洛克也是不遗余力地抨击。他像弗里德曼一样主张“自由教育”，坚决反对公立教育体制。像我这种红旗下的蛋，从小深受国家教育之害，太能理解他的话多么正确了。他说，“大多数的独裁者也偏爱广泛的公共教育。对他们来说，也许这部分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总收入，因此也增加了他们的权力、名声和瑞士银行账户里的数额。当然，不管什么恰巧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对孩子进行教育灌输的绝佳机会。实际上，这种教育灌输应该是教会为什么时时处处都有很强的兴趣发展教育的根本原因。”

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角色并不光彩，福利国家对穷人的帮助也并卓越，没有证据显示它使穷人受益了，相反却可能轻微地损害了穷人的利益。既然道理如此浅显，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相信福利的神话，不顾事实鼓吹政府干预再分配呢？图洛克说，这是因为“知识界喜欢追随风潮，原因在于，他们与别人一样，没有任何强烈的实事求是的动机，把政府政策彻查清楚。”另外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系于政府的政策：

“新阶层是职业知识分子与公务员的统称。他们在事实上享受到了政府膨胀带来的好处。政府的扩张不仅仅带来更多的职位，也更多地需要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换句话说，他们从中受益。大多数的公务员偏爱它的扩张，甚至抱怨它扩张的速度太慢。从这个现象里，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也是为‘阶级利益’所推动。”

这一段话，图洛克虽然说的是民主国家的事，但放在我们这个专制王朝同样正确，甚至更正确。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特色的支那国里，头脑最混乱，最坚定地忽悠民众就是知识分子和公务员。这个体制祸害无穷，害了一代又一代，而他们就是体制，他们就是该死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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